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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艾布拉姆斯的四因素理论
来源:视频英才网 - 大连人才|大  |  作者: 赵毅  |  浏览:22955 次  |  发布时间:2018-9-11 15:47:00

  摘要:欧美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中提出了“作品、作者、世界、欣赏者”的“四因素”结构理论,并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对之后的几乎所有批评流派都具有指导性意义。因此笔者选择该论题,旨在对“四因素”理论,及由这四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产生的四类基本文学批评理论做以简介。
  关键词:“四因素”理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作品。

  在当代,任何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都不会不知道艾布拉姆斯这个名字,特别是他的经典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这部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艾布拉姆斯在书中提出的文学作品的四要素以及由这四种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产生的四类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至今仍不断为学者们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下面笔者将结合《镜与灯》这部作品对艾布拉姆斯的“四因素”理论做以简介。

  “四因素”结构理论的简介

  艾布拉姆斯在分析欧洲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镜与灯》的第一章中提出了“作品、作者、世界、欣赏者”这“四因素”结构理论。他认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
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作者)。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为了更进一步阐释这一理论,并且强调这种结构理论的人为性,艾布拉姆斯用了一个方便实用的模式来安排这四个要素,即三角形结构(见下图)。把作品摆在中间,其他三个因素置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

  由此,艾布拉姆斯便建立起了他的“四因素”理论框架。并且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现象和理论要旨均脱离不了他所提出的“四因素”理论框架。

  但同时,艾布拉姆斯也指出:“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个要素(世界、作家、欣赏者)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
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

  由此艾布拉姆斯通过对四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又进一步总结归纳出四种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

  四类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

  从上述图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四因素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作品,因此由这四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四类基本文学批评理论都是围绕着作品展开的。

  1.模仿说
  “模仿说”是由“作品”和“世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而来的。书中指出世界是作品的基础,主要是指文学活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社会现实。同时人类的生活世界不仅是作品的反衬对象,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基本生存环境,是他们能通过作品对话的物质基础。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衬,它们不是孤立的存在,没有任何作品可以离开这个世界而单独存在。环境也会促成文化心理,因此作家存在的环境差异会导致作品的巨大差异。

  “模仿说”强调“世界”与“作品”的对应关系,主张“艺术是一种模仿”,即认为作品是对世界的模仿或再现。在西方,有赫拉克利特的“艺术模仿自然”论点、苏格拉底的“理式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模仿”说。并且从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艺术即模仿”的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崇尚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的批评家们尤其重视作品所反映的世界。“实际上,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甚至现代主义作品,都无法脱离对世界的自然主义式的或突出典型意义的或反讽的或荒诞的或夸张的反映。有人侧重的是作家头脑中设计的真实,也有人则强调折射在作品中的客观的贴近自然本来面目的真实,更有人干脆就宣扬文学作品所创造的实际上就是‘第二自然’” 。

  2.实用说
  “实用说”是由“作品”和“读者”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而来的。传统的艺术阐释与批评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完全由作家创作并贮存在作品之中,等待读者去理解,这里,读者完全是被动地去理解作品。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开始重视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的则是随着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的兴起而产生的。

  “实用说”强调作品被读者所利用的关系,强调作品对鉴赏者发生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实用说”是中国古代的“教化”说和西方的“寓教于乐”说。“教化”说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重要特色,而古罗马时期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则开了西方“实用说”之先河。“实用说”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与做诗法的合并,“就其持续时间和支持者的人数而论,实用主义观点大致上可被认为是西方世界主要的审美态度” 。从贺拉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批评家及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批评家都是“实用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诗歌的模仿只是一种手段,其最近目的是使人愉快,而愉快也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给人教导。” 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阅读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制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构建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虽然艾布拉姆斯提出这一理论时,接受美学尚未崛起,但他的理论前瞻性却为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所证实。

  3.表现说
  “表现说”是由“作品”与“作者”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而来的。“表现说”强调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强调艺术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外观,认为作品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的基本倾向是,文学本质上是诗人、作家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情感涌动时的创造,是主观感受、体验的产物;以外部现实作为对象,但诗并不存在于对象本身,而存在于审视对象时的作家、诗人的‘心境’或‘心理状态’。” 因此批评家们很容易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窥见其作者的身影、性格、文风和气质,正所谓“文如其人”。

  表现说生于19世纪初兴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柯勒律治认为“写诗是出于内在的本质,不是由任何外界的东西所引起的”;雪莱指出“诗是最快乐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之记录”等。与西方表现说可以比较的是中国传统的“诗言志”和“诗缘情”说。 

  4.客观说
  “客观说”是由“作品”与“作品本身”之间的关系发展而来的。“客观说”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文艺批评中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少一些,并被归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标题之下。此种学说主张:作品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认为作品一旦从作家笔下诞生之后,就获得了完全客观的性质和独立的“身份”,它既与原作家不相干,也与读者无关,它从外界的参照物中孤立出来,本身是一个“自足体”,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判断它。

  艾布拉姆斯凭着自己对古今文论的了解,对这四种文学理论的范式给予了颇为恰当的归纳:“模仿说,不仅是现实主义文论所要追求的崇高审美理想,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论孜孜追求的目标;实用说,往往强调艺术的直接教益性功用,这在西方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被推崇到了极致,后来又在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流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弘扬;表现说,则是本书着重讨论的浪漫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也是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注重的方面;客观说,强调的是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学派的实践中。”

  “四因素”理论的价值

  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主要讨论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但它对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四因素”理论结构上。“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的人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

  另外,“四因素”分析框架结构,不仅成了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南,同时也成了非西方文学研究界以及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方式。可以说,“四因素”结构不仅是20世纪引用率最高的分析框架之一,亦是20世纪文学研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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